阮元是揚州人，字伯元，號云臺，又號揅經(jīng)老人、雷塘庵主。老家在邗江公道，占籍儀征。是一位集“政事、學績、要位”于一體的重要人物，歷仕乾隆、嘉慶、道光三朝，先后任浙江、河南、江西三省巡撫，湖廣、兩廣、云貴三地總督?？偲湟簧?，可以概括為“九省疆吏、三朝元老、一代名儒”。
阮元一生勤勉，廉潔自律，有較高的威望和成就，成為官場的表率。這固然與他個人的才智與品行有關，但也應該看到另一不可或缺的因素，即阮元早年成長的家庭氛圍以及他后來為官所處的環(huán)境對他的影響和輔佐，尤其重要的是阮元父親阮承信對他的教誨和引導。
查閱史料，阮元家族并未有“治家格言”一類洋洋灑灑千百言的完整文本，但阮元的父親阮承信及阮元本人都有許多關于治家教子的訓誡和詩句，構成了阮氏特有的“家訓文化”，如“秋齋展卷一燈青，兒輩須教得此情”“男兒立志初生日，乳飽飴甘便要廉”“萬古流芳昭祖德，千秋垂?jié)杉o宗功”“睦族敦親尊祖訓，尊賢敬老葆宗風”“眼前皆赤子，頭上是青天”等。其中，阮元父親的一句訓誡，使阮元牢記終身，也受用終身，這句“父訓”是：“讀書當明體達用，徒鉆時藝無益也”。
阮元父親阮承信，號湘圃（1734-1805年），一生沒有做過官，也未參加科舉考試，年輕時曾跟著堂房舅父在漢陽經(jīng)營過鹽業(yè)。但阮承信熟讀《資治通鑒》，常對幼時的阮元講述“成敗治亂，戰(zhàn)陣謀略”，教他騎馬、射箭，并對阮元說“此儒者事，亦吾家事也”，希望他將來能夠文武兼?zhèn)?。及至后來阮元在外為官，父親也時常跟隨左右，并以身作則，為阮元作示范和引導。
如阮元出任浙江學政時，有老朋友來見其父阮承信，并送上兩張銀票說：“契值千金，為先生壽?！比畛行蓬D時生怒：“吾生平恥茍得財，故貧耳，君奈何無故而為我壽，不恤千金。若有乞于吾子，吾子受朝廷重恩，清廉猶不足報萬一，而以此污之乎！君以禮來，吾以禮相待；君以賄來，若非欲受國法制裁？”一番話語說得老朋友羞愧萬分，謝罪而退。
又如阮元巡撫浙江時，阮承信曾多次拿出家中生活積蓄，用于救災賑濟。阮承信還提出賑濟災民的米粥，要以“立箸不倒，裹巾不滲”為標準，并讓兒子阮元命令放粥的官吏一同吃此粥度日，防止貪官污吏摻水作假，欺騙災民，以謀私利。
再如，阮承信跟隨兒子在外，從不辦壽，七十大壽時也不肯辦，僚屬、學友皆欲祝壽，時任浙江巡撫的阮元覺得不辦有違常禮，十分為難。迫于盛情，阮承信提出不許眾人贈送“一縑一燭”，方能辦壽，阮元遵從父囑，僅收賀壽的詩文，一時稱為美談。父親為了使自己保持清廉而不辦壽宴，對阮元影響深刻，此后阮元也不過生日，到了生日這一天，“每于是日謝客，獨往山寺……竊以為此一日之隱也”，自謂“竹林茶隱”。
“讀書當明體達用，徒鉆時藝無益也?！币徽Z記錄在阮元所著的《顯考湘圃君顯妣林夫人行狀》（《揅經(jīng)室二集》卷一），意思是說，讀書一定要切合實際，明白事理，經(jīng)世濟用，不要鉆營那些徒然無益的社會時風。阮承信用“明體達用”一語訓導阮元，使得阮元終身受益，終身踐行，這在阮元后來的仕途政務中，逐一得到顯現(xiàn)。
阮元身為高官，在吏治和行政管理上，力行“以嚴馭下”、“以寬恤商”。每到一處就任，首要之事就是“興利除弊，扶助農(nóng)商”。阮元認為：吏治，重在管理和監(jiān)督。凡治漕鹽、治災賑、治倉儲、治水利等，無不精心管理，嚴厲督查。阮元告誡下屬：“眼前皆赤子，頭上是青天?！狈惨笙聦僮龅降?，自己率先垂范。由于他帶頭崇儉黜奢，屏除浮費，在他執(zhí)政的浙江、廣東等地，政令寬簡，吏治大為改觀。
阮元長期任封疆大吏，主持軍事、外交事務，“多鎮(zhèn)以威，未便全綏以德”，以卓越的軍事才能，剿滅了猖獗于東南沿海數(shù)十年的越南海盜。阮元是中國督撫大員中，以實際行動查禁英商鴉片的第一人。在兩廣，在云貴，他善于恩威并重、為我所用，有效地捍衛(wèi)了國家的利益和祖國的疆界。
阮元曾兩任學政，兩任會試副主考，在教育和人才選拔上，主張因人施教，惜才愛士，“一時樸學高材，收羅殆盡”。每到一處，阮元都極為關心教育，在浙江創(chuàng)辦“詁經(jīng)精舍”，在廣東創(chuàng)辦“學海堂”，培養(yǎng)了一大批仁人志士。在用人上，阮元主張“良醫(yī)務蓄珍藥，而君子務樹善人”，既唯才是舉，又唯賢是舉，不拘一格，知人善任。尤其是注重擢拔下層人士，并把他們派到關鍵崗位，讓他們有用武之地。
阮元自己也是學識廣博、造詣精深的大家。他為官從政之余，編著了《宛委別藏》《揅經(jīng)室集》《經(jīng)籍籑詁》《十三經(jīng)注疏?？庇洝贰痘是褰?jīng)解》《疇人傳》等多部著作，凡經(jīng)學、哲學、語言學、金石學、史學、文獻學、文學、藝術、科學技術等，無不涉獵。他的治學特點是，學有本原，博瞻通貫，窮極隱微，有所發(fā)明。尤其是他“推明古訓”“實事求是”的學術追求，使得他在書法上提出“南帖北碑”說，在科技上編撰了《疇人傳》。直至今日，阮元的建樹，仍然在書法創(chuàng)作和科技史的研究上具有重大的影響。
阮元還是“揚州學派”的領袖。乾嘉年間，在阮元的倡導下，焦循、汪中、凌廷堪、王念孫、王引之、劉文淇等一大批揚州本土的學者，致力于訓詁、天文、歷算、戲曲等多方面的學術研究，開創(chuàng)了“揚州學派”。后人評價：清代學術肇始于惠棟為領袖的吳派，得其專；昌盛于戴震為領袖的皖派，得其精；宏大于阮元為領袖的揚派，得其通。阮元的引領，使得揚派承啟于吳派、皖派，接力而行，鼎足而立。揚州學派成為乾嘉學派的集大成者，并在中國文化史上獨樹一幟。
阮元不僅以“明體達用”的“父訓”嚴格要求自己，他還傳承“家訓文化”，以“孝悌、勵志、務實、清廉”作為治家理念，教育阮氏族人。在阮元的訓誨下，阮元長子阮常生畢生耿直清正。阮常生在外為官，曾奉命辦理某一項工程的前段，有貪官污吏以利作誘餌，阮常生不為利益所動，嚴于律己。待到工程結束，后段工程因有貪腐之弊，多名官員獲罪，唯獨阮常生無瑕可議。阮常生出任河道時，巡視屬下，從不張揚，以解決實事為首務。有一次外出巡查，正逢寒夜，他僅帶隨行仆人，自乘車馬。下屬官員趕往路口迎接，卻是擦肩而過，阮常生并不怪罪下屬怠慢失禮。阮常生見他人鮮衣怒馬，常常好言相勸，勉勵他人節(jié)儉奉公，他自己則慎起居、節(jié)飲食，相傳阮常生的一件皮衣竟穿了二三十年。
一般而言，在中國古代社會，影響一個人言行的主要有三大因素：儒釋道文化、地域文化和家族文化，家族文化雖排列在后，但對子孫的影響最直接、最深刻，也最久遠。常言道：“父命難違”、“父訓比天”，家族文化中的“父命”“父訓”往往具有精神引領、行為訓導的作用和意義，常常是子孫后代立身處世的思想基礎和行為準則，基于此，中國人形成了獨特的“家訓文化”。從以上所述的各種事例可以看出，阮元及其子阮常生都是在“家訓文化”的影響和規(guī)范下從政為文、持家教子的，他們是用自己畢生的言行遵從了“父訓”，實現(xiàn)了“明體達用”“孝悌、勵志、務實、清廉”的教誨和期待。
歷史上，漢代司馬遷的父親司馬談在臨終前拉著兒子司馬遷的手囑咐：“且夫孝，始于事親，中于事君，終于立身，揚名于后世以顯父母，此孝之大者?！彼抉R遷不負父親的命訓，最終寫出被譽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的《史記》。故而有人說，沒有司馬談的《命子遷》，就沒有司馬遷的《史記》。在這一意義上來看阮元和他的父親阮承信，也可以說，沒有阮承信的“明體達用”，就沒有“九省疆吏、三朝元老、一代名儒”的阮元。二者都是用父訓作為對子孫后代立身處世、持家治業(yè)的教誨，從而促使子孫后代成就了人生大業(yè)。
運用家訓教誡子孫后代在我國已有三千多年的悠久歷史，從周公的《誡伯禽書》、司馬談的《命子遷》、諸葛亮的《誡子書》、顏之推的《顏氏家訓》、唐太宗的《誡皇屬》、包拯的《家訓》、歐陽修《誨學說》及《朱子家訓》《弟子規(guī)》等，直至“阮氏家訓”，其核心都是治家教子、修身做人，其實質都是倫理教育、人格塑造。
阮氏的“家訓文化”是揚州傳統(tǒng)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體現(xiàn)了古代揚州人的人生情懷和世代追求，是阮氏家族留給我們今人的精神遺產(chǎn)。（曹永森）
